| |
文汇报：是什么制造了中国宏观现象
| |
铭万网
|
时间:
2006年11月21日09:13
|
信息来源:
文汇报
| |
我的这个解释也从多年从事企业投资咨询业务的史正富博士那里得到了认同。10年来他参与了中国很多地方企业的投资活动，对企业赢利状况应该有不少微观上的观察。他告诉我，他自己管理和参与投资的很多企业，基本上在90年代末之后获得了迅速扩张的市场机会。在此之前的很多难以生存的企业和很小的企业的赢利在过去5-6年里几乎都出现了“井喷式”的超常的增长。当然也制造出了很多“黑马企业家”。其实，也就是在这个时间之后，中国的外部经济开始出现了累积性的严重不平衡现象。就这样，解读中国的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我找到了这个不同寻常的角度。
与不少同行的看法不同，我认为我们要正视这些变化的发生。中国企业储蓄这些年来的显著增加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统计数据上的误导，更不是解释为空穴来风。它反映的是这些年来中国宏观积极扩张政策所改变的市场需求的条件。因为企业的储蓄这些年来持续增加了，企业的投资冲动就更大了。而且因为投资冲动的释放短期里有助于提高中国生产领域的过剩生产能力的利用率，所以在宏观上就表现为经济的过度繁荣现象，但因为供给增加了，通货膨胀并不显著。坦率地说，这个10年所发生的市场条件的变化真的很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如果这些年来这样的经济繁荣是积极财政政策持续发挥效力的结果，那么就值得我们去问这样的问题：政策的效力为什么持续了这么久的时间？会很快结束吗？
三、未来怎么做？
我并不十分有把握能完全回答这些问题。在我尝试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希望指出的是，中国经济是很幸运的。通常，低通账与高增长的组合是不太容易做得到的。在以往的经验上，我们看到往往会出现以下这些组合的方式：第一种组合是经济下降与高通货膨胀并存。很多转型的经济，如俄罗斯和原东欧，大多数都出现长时间的通货膨胀，而经济却在下降中，没有增长。第二种组合是经济衰退与通货紧缩并存。日本过去10多年的情况就是这样。第三种组合是高增长与高通货膨胀并存。我们在改革后的15年的时间里面就反复遭遇这样的组合。而中国现在的宏观局面是低通胀与高增长的并存。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而言，这一局面显然优于其他三种组合。
形成今天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前面说到，是投资率能够持续地提高。而投资率能够持续提高并得以维持下来，是因为投资的环境能够持续地得到改善，从而使投资者的投资意愿不断增强。中国过去10年是投资环境最好的10年。而在改善的投资环境里面，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了重要的启动的作用，但最重要的因素还应该是政府治理模式的根本改变。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言行变得更加负责，说话算数。在英文文献里，这个叫做政府的“accountability”。政府的财政支出（包括增加的国债规模）是否能够拉动更多的非政府的生产性投资，政府的言行是否可信赖起着关键的作用。
政府治理有这样的改变，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变得更加有责任心并且政策变得更有效率，是不容易的。可是我们很多人却熟视无睹。印度的情况就完全不同。著名的印裔美国经济学家Pranab Bardhan教授今年夏天在上海的一个国际会议上曾经讲到这么一段话：中国和印度在经济上都经历了相当程度的分权，但两个国家经历的分权的性质却大相径庭。在印度，分权采取了在地方上不断选举的形式，但至今向地方政府下放的真实的权威和征收收入的权力却微不足道。大部分地区的乡村和区所选举出来的官员的真正角色是攫取来自上级资助项目（如就业项目或信贷项目）的好处。在很多邦，对穷人意义非凡的资源却通过官员与地方上有势力的人物之间的合谋被转移到了非目标人群。而在中国，地方上党政部门拥有实际的权威并分享当地的收入，从而驱动地方官员在地方的经济发展中担任领导的角色。与中国不同的是，在印度，当地的经济发展并未走上地方政府的议事日程。
在中国现有的微观体制下，投资率的提高将进一步产生高增长。而高增长对中国而言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面仍是很关键的目标。中国还需要持续很长时间的高增长。要实现高的增长，就需要维持高的国家储蓄。当前过分强调增加消费支出而压缩储蓄的观点就长期而言是值得商榷的。中国需要投资的项目还很多很多，要改善的地方也无处不在。这些都是增长的理由。没有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高增长最终是不可能的。
在高位的投资率被维持之后，中国基本就实现了高储蓄-高投资的良性循环。而且只要政府继续保持和改善投资环境，这样的宏观局面应该可以维持，经济可以继续保持高速的增长。其实，中国经济现在真正的问题不是去彻底改变增长的基本模式，不是去快速改变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而是在宏观上坚持“维持和微调”的基本策略。“维持”是说现在的高增长与低通胀的组合应该维持下去，这是好的发展机遇，不应简单抛弃。“微调”是指对宏观经济的局面采取温和的治理方式，不必过火，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如果种种迹象表明我们的经济和投资有过热的苗头，绷得太紧了，应该政策跟进，予以缓释。现在观察过热的苗头，应该主要集中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经济增长太快导致国内能源紧张，不利于内部环境的稳定；二是经济增长太快导致国际收支的顺差过多，不利于外部环境的平稳。
在宏观治理方面，相对而言，中国政府有比较大的活动空间。这是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的优势。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给做完，也没有时间表一定要在什么时间之前全部完成。这样做的一个有意思的结果是，在面临一些经济上的问题的时候，政府总是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比如，外部不平衡问题的加剧是在资本管制没有放开的局面下发生的，因此资本管制的放松就可以是一个有利的阀门。同样的，土地的政府所有制对于政府调控房地产的过度繁荣就会比较有效果。只要能在以上两方面做到有效治理，实现并继续保持宏观稳定下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完全可能的。
作者：张军
|
上一页 [1] [2] [3]
| | | |
本网引文仅用于传播，无经营目的；文章观点纯属作者个人意见，不代表本网观点；与本文相关意见及异议，请发信ysl@mainone.cn至或致电：64401238-653。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