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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监体制十年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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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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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07年04月18日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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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
《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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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机制
反思郑筱萸案，人们会想到，近些年来，食品药品方面问题迭出，仅在2006年就相继爆发了全社会广泛关注的“齐二药”假药案和“欣弗事件”（参见《财经（相关：理财证券）》2006年第11期封面文章“致命假药”，《财经》2006年第17期“夺命不仅是欣弗”），其他类似的局部事件更是不胜枚举。
为什么在一次次危机之后，悲剧还会继续出现？答案显而易见：中国药监体制缺乏对责任者的问责机制。
比较理想的监管模式，应该包括一旦出现渎职事件，对监管者进行责任追索的程序安排。这一问责机制不仅是监管机构通常采取的自上而下的问责，亦是一种全社会对监管机构的问责权。所有利益受到不公正损害的企业或个人，均有权通过与行政监管机构相互独立的问责部门，对监管机构相关责任人提起问责；而独立于监管机构之外的法律体系，可以保障监管权处于法律监督之下。任何滥用及寻租均可能受到司法机构调查。
但目前，中国监管机构下属的所谓的问责机构，完全是监管机构的附属品，无法履行相应职能。如行使认证权的国家药监局缺少基本的问责机制，通过认证的企业在出现药品安全问题后，药监局相关责任人并不承担相应行政失职责任与法律责任。在现有体制下，对类似药监局这类手握行业监管重权的惟一制约机制，只有纪检机构，但纪检机构介入调查之时为时已晚。
显然，对诸如药品监管这一带有极强专业性的领域，需要建立一个平行于行政监管的市场监管体系，包括独立的、专业的、外部的专家委员会，行使对行政监管部门的监督与问责，独立的法律制度是其最终的保障。
这样，既可以避免监管权的分裂，亦可对监管权形成一定制约，以使监管部门的权力行使，达到独立、专业、透明与公正的要求。
作者：张映光 罗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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